卢昌海

读半藤一利所著《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毕。此书讲述了日本的投降之日，情节之跌宕不亚于小说——或许正因为如此，曾两度被搬上银幕。如今距二战结束已逾八十年，参加过二战的日本人大约已全数入土。读此书及其他有关人祸的历史时，一个常常浮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后人究竟该为先人的罪行付多少责任？我的看法是：法理上的责任自然由终战协议或法庭诉讼来裁定，其余则属道德层面。至于一个国家的后人该为先人的罪行承受多少道德谴责，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培育后人的方式。如果那方式注重思想自由，那么后人跟先人就并无捆绑关系，在道德上也就没理由挂钩；反之，如果那方式是跟导致先人罪行大同小异的洗脑，则很大比例的后人将会是先人之翻版，道德上也就可以挂钩。今天的日本人跟参加二战的日本人的关系是前者，今天批量产出的中国小粉红跟文革红卫兵的关系属后者。

友人万精油老师写了一篇介绍最近很火的数字果蝇的精彩短文， 在这里概述一下要点并分享一段视频。 所谓数字果蝇， 是通过将果蝇的神经元及突触连接 (synaptic connection) 组成的体现大脑实质内容的所谓 connectome 数字化， 然后跟一个描述神经元信号传输的简单模型匹配起来， 并用所传输的信号控制翅膀、 脚、 眼睛等。 那样一个数字果蝇放入一个在机器人运动模拟中很常用的包含了重力和摩擦等的模拟空间内， 就出现了类似于下面动画中的运动。 那运动是如此惟妙惟肖， 哪怕 connectome 的数字化有误差， 从而不完全对应于被数字化的那只果蝇， 也简直可视为一只可能存在的果蝇， 而那数字化的 connectome 则仿佛是将果蝇的 “灵魂” 分离了出来！ 当然， 那运动如果只是从大量模拟中精选出来的最逼真部分， 则不可高估整个模拟的水准， 但这种探索依然是很有震撼性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fDr7Rr7yM

在微博上看到大批中国作家被挖出抄袭丑闻——其中包括贾平凹及其女儿贾浅浅。 这些抄袭之中， 尤以贾浅浅的最令人叹为观止， 居然是将名作家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的文字微调分段后炮制成诗。 难怪有评论者问老贾家这胆儿都这么肥了吗？ 拿全中国的读书人当傻逼糊弄呢？——然而答案全是肯定的： 胆儿还真就肥， 且真能糊弄很久， 贾平凹不用说， 连贾浅浅也已糊弄成了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陕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 “全中国的读书人” 确实当了傻逼——至于是否已经当习惯了， 就看接下来是否问责了。

几年前看到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当你看到有人说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时，不要以为自己是 “我们” 的一员，你有可能只是那个 “代价”。」 最近看到一种异曲同工的妙语，说那些动辄宣称文艺要有 “教育意义” 的人往往以为自己是主语，文艺应该替自己教育别人，结果当文艺被整肃得只剩 “教育意义” 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宾语，是被教育的对象。

看了一篇惊心动魄的纪实，是日本NHK电视台对一位核事故受害者抢救过程的文字记录。这位名叫大内外村的工人在1999年9月30日的日本东海村核临界事故中受到了约20希沃特的辐射(主要是中子和伽马射线)，相当于普通人一生所受辐射总量的数百倍。日本的医疗团队及美、俄专家对之的抢救可说是当时最顶尖的医疗手段与核辐射的对决。最终，病人在受尽折磨后，于第83天去世。在事故中，辐射对病人最根本的伤害一是摧毁了免疫能力和止血能力(几天内病人的淋巴细胞就基本消失，血小板也巨幅减少)，二是对病人的染色体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使细胞丧失了再生能力。在最初几天，犹如恐怖片开头时的宁静，病人外观看不出显著异常，自我感觉也只是疲惫及个别部位有些疼痛，能跟医务人员聊天。但到了第10天，病人的皮肤就开始因死去的旧细胞无法被新细胞取代而消失，后来更是连肠、胃、气管等处的粘膜都消失了，内脏也纷纷陷入衰竭。此外，失去免疫能力意味着一切感染皆可致命，失去止血能力则使血液和体液从各种伤口源源渗出，后期达每天十升左右，全靠输血输液弥补。与此同时，止痛药的剂量逐渐增加到相当于每天做一次开颅手术所需……整个死亡过程令人不寒而栗。

写作和发表曾经是很有门槛的事， 相应地， 能够发表——从而别人能够读到——的文字的平均水准是有某种保障的。 但过去几十年来， 两场技术革命大大颠覆了这种格局： 首先是互联网革命拆除了发表门槛， 使作者阵容由 “知识分子” 演变为了 “识字分子” ——只要会打字， 谁都能发表， 文字的平均水准遂大幅滑坡； 其次是 AI 革命拆除了写作门槛， 使作者阵容由 “识字分子” 拓展成了 “Frankenstein” ——原先无论水准多低， 文字背后好歹是人， 现在是不是人都难说了， 平均水准则变得扑朔迷离， 内在的滑坡被外在的形式遮盖起来 (即 AI 特有的所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在手段和规模上都为谬误和虚假的传播创造了最大便利， 也为世界埋下了一个巨大难题。

王小波是我比较欣赏的作者， 尤其欣赏他对 “新中国” 的很多锐利讽刺。 不过他的一篇题为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的杂文却让我大跌眼镜。 在那篇杂文里， 他将台湾小朋友的 “好可爱好可爱噢” 之类的说话风格称为鬼话， 将港台的连续剧称为狗屎不如——简直比对文革还更不屑一顾。 他还表示， 港台 “除了货币， 再没什么格外让人动心的东西”， 这跟阿城的下面这段话相比， 识见上真是天差地别——而且后者简直在为他画像：

「内地人总讲香港是文化沙漠， 我看不是， 什么都有， 端看你要什么。 比如你可以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书， 很快就来了， 端看你订不订， 这怎么是沙漠？ 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来的内地人， 保持着自己带去的生活方式， 于是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世俗精致文化， 香港都有， 而且是活的。 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沙漠都在心里。」

王小波看得见专制的坏， 却看不见 “除了货币” 以外自由的好。 当然， 阿城笔下的香港正在消失， 未来的香港也许真会变成沙漠， 只不过仍不会全然符合王小波的说法——因为自由若是没了， 恐怕连货币也不会再 “格外让人动心”。

偶然看到一本电子版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人物卷》中译本， 原书系苏联 1973 年出版， 中译本则是商务印书馆 1992 年出版的。 出于对那时的苏联如何评价中国人物的好奇， 下载了该书， 结果在 “汉译本出版说明” 中读到这么一句： “原书中收入了一部分有关中国的词条， 鉴于我国有更为丰富、 翔实的史料可以查阅参考， 因此予以删略” ——真 TNND……🤣

据前不久发布的数据， 中国 2025 年的出生人口降为 792 万 (2024 年为 954万)， 死亡人口增至 1131万 (2024 年为 1093 万)， 人口总量减少了 339 万。 此外， 外界估计的中国女性平均生育率已降至 1 左右， 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 2.1。 这种跟早年担心的人口爆炸正好相反的人口萎缩对发达国家早已不是新闻， 对中国却是疫情后才鲜明起来的。 不过， 跟发达国家原则上可通过吸纳移民缓解人口萎缩不同， 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要弱得多。 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日、 韩的 1/3 左右 (中国的人均收入数据因常被民间打脸， 已敏感到近乎国家机密， 这所谓 1/3 对应于人均年收入 1 万美元以上， 是很 “官方” 的， 信不信由你)， 对移民的吸引力相对有限， 能被吸引的多为亚非拉穷国， 出得起路费的不多， 反倒是中国自己， 多年来源源输出移民 (毕竟已厉害到有钱跑路的程度)。 这种情势下， 中国应对人口萎缩的思路多半会是： 鼓励生育 + 控制出国， 尺度和手段则将会是中国特色的。

翻译的一个常见误区是卖弄文采， 将 “信达雅” 中的 “雅” 当成加油添醋。 最近偶然看到英国作家毛姆 (W. Somerset Maugham) 的 On A Chinese Screen 一书的中译本《在中国屏风上》(唐建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随手一翻， 看到作者序言里有一句 “我喜欢旅行， 因而周游列国”， 觉得 “周游列国” 用于自称有些自炫色彩， 不太可能是毛姆的表述， 于是翻了下原著， 只不过是 “I travel because I like to travel”。 很多作家的文字魅力之一就是简练， 不滥用花哨词句， 译者若不能体会简练之美， 很容易糟蹋原著。

新年伊始，祝各位 2026 年过得比 2025 年好（也不知这算高标准还是低标准的祝福 😅 ）！

说起中共核武研发的外部助力，大陆方面的叙事往往着重于苏联因素，其实国民政府的贡献也不小。比如近来在一本《核物理先驱——赵忠尧传》里读到，二战后，受原子弹引发的核物理热潮影响，在萨本栋的筹措下，国民政府 “勒紧裤腰带”，拨出了 12 万美元，由赵忠尧赴美购买核物理研究器材。赵超额完成任务，不仅买了器材，还利用其在美国的昔日师友等人脉，接触了很多图纸，记下了很多技术及零件参数。只不过，没等他返回，大陆就换了旗帜。结果，当他于 1950 年 11 月 28 日 “冲破阻挠”，“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 时，一切都归了 “新中国”。国民政府 “人财两空”，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随着杨振宁的去世， 他在诺贝尔奖提名档案里的提名及被提名信息被公开到了 1975 年 (之后的信息仍处于 50 年保密期内)。 将李政道杨振宁两人截至 1975 年的提名及被提名信息对比起来看是很有趣的：

1. 两人都只获得过 1957 和 1958 年的提名 (实际于 1957 年获奖)。 其中 1957 年的提名者皆为 J. Simpson； 1958 年的提名者李政道有五人 (W. Heisenberg, W. Hill, O. Laporte, J. Korringa, E. Wigner)， 杨振宁有四人， 比李政道少掉一个 W. Heisenberg (海森堡)。

2. 李政道有五次提名他人， 其中包括 1964、 1971、 1972 年三次提名吴健雄； 杨振宁有四次提名他人， 从未提名过吴健雄。

十五年前， 上海静安区的一场高楼火灾造成 58 人罹难， 记得当时有评论者说， 以前若有人告诉他那样一栋大楼可以用一个烟头烧掉， 他是绝不会相信的。 十五年后， 一场更大的高楼火灾发生在了香港： 大埔屋苑宏福苑的七栋高层公寓连环燃烧， 截至本微博写作之时， 已造成 55 人死亡， 外加数以百计的失联。 这场大火也差不多是可以——甚至不排除正是——由一个烟头引发的。 这两场大火的共同之处是： 高楼正在装修， 火势主要通过外立面的脚手架及其他装修所用之物蔓延。 除此之外， 这十五年间的另一场重大高楼火灾——造成 70 人罹难的 2017 年伦敦 Grenfell 大楼火灾——也跟装修有关， 火势也是通过外立面蔓延， 助长蔓延的是之前大规模装修所用之物。 这种火灾从绝对数量上讲， 虽只占高楼装修的极小比例， 但后果如此可怕， 高楼住户今后若遇大规模装修， 恐怕得像烂尾楼维权一样， 自助紧盯装修工程的方方面面。

最近中日关系有所恶化， 中国外交部提醒公民避免前往日本， 若干中国航空公司则响应号召， 推出涉日机票免费退改政策。 这些的本意想必是彰显 “大爷不照顾你的生意” 之态度， 实际效果则恐怕有些微妙——因为日本近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是过度旅游， 而中国游客在其中 “贡献” 不小。 不仅如此， 受长期洗脑及拜金、 内卷等丛林社会风气熏陶， 在各路游客中， 中国游客跟国际文明规范格格不入的巨婴、 恶意、 扰民、 鸡贼等行为相对较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 日本若想通过减少游客数量来缓解过度旅游， 减少中国游客是相对理想的， 只不过基于社会平等理念， 无法公开推行。 这种情况下， 中国主动限制或劝阻公民赴日， 对日本来说是否是 “固所愿也， 不敢请耳”， 或起码是有失亦有得， 是值得观察的。

数月前读了《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一书的一部分， 并发过几条微博。 近日将此书中感兴趣的学者的观感读完了， 最后再发一条微博， 介绍另一位重量级学者——陈省身——的观感。 陈的观感是他在美国讲述中国见闻时的答问环节的文字记录， 其中最雷人的是这样一段：

问：中国社会里的犯罪率如何？
答：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绝对没有理由要担心个人的安全…… (中国) 整个社会制度里， 工作是与教育相结合的。 如果你犯了罪， 他们不会把你关在监牢里， 他们会给你一份工作， 然后一面工作， 一面教育你。

这段话别说是针对炼狱般的文革， 哪怕用来描绘今天， “如果你犯了罪……他们会给你一份工作” 云云也是足够雷人的。 这些杰出学者可谓是像常人看不破魔术奥秘一样， 被极权社会的统战手段玩弄于股掌之上。

据报道， 杨振宁先生于北京时间 “2025 年 10 月 18 日 12 时 00 分” (我对其中的 “时” 和 “分” 略有疑惑， 因为凑巧得像是缺省情况下自动生成的) 在北京去世， 享年 103 岁。 在最早的三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 (物理学奖，1957 年)、 李政道 (物理学奖，1957 年)、 丁肇中 (物理学奖，1976 年)——中， 杨先生是唯一一位我不曾见过， 从而没有任何 “独家” 见闻可以撰写的 (倒是写过许多读他文字的随感， 都很零散， 就不枚举了)。 不过， 他同时却也是唯一一位提到过我的人 (附图来自《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 最后顺便提一下， 维基百科对杨振宁先生的国籍罗列是：

中华民国 (1922–2015 年)
美国 (1964–2015 年 4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5–2025 年)

据此， 对后世因其荣誉而纠结的身份问题可作如下简述： 杨振宁先生出生时是中华民国公民， 获诺贝尔奖的工作是在美国完成的， 获诺贝尔奖时的身份是中华民国公民， 去世时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鲁迅

也许一个年代短的朝代的最大不幸是：它后面恰好是一个年代长的朝代。那样的话，它将被贬斥得最一塌糊涂——因为虽然做史的别朝人可以“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但最能显出本朝之好，最能显出改朝之正义的，莫过于是贬斥紧邻自己的前朝。

读俞晓群的《一个人的出版史： 1982‒1996》， 其中记叙了一段八卦： 张申府跟弟弟张岱年说， “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时， 我真是有眼无珠啊！ 就看到一个肥头大耳的青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没想到他就是后来的毛泽东。” 另外， 1989 那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 “一九八九年， 一个诸事都无结果的年份！” ——这是十年前出版的， 这些文句如今应该是通不过 “三审三校” 了， 正所谓每一年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

记得念中学那会儿， 读到过一位美国医生撰写的书， 名为《死后见闻》， 记述了一些所谓 “濒死体验”——都是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 看到许多美好景象之类。 后来知道那是一本很流行的书。 可以理解这种书的流行， 因为连我读了都下意识地生出一种安慰感。 不过即便以我当时的判断力， 稍一思考就有了一个疑惑， 因为那 “濒死体验” 里往往有一个神或天使之类基督教范畴的东西， 宗教及地域色彩太明显。 若换成印度医生或阿拉伯医生的病人， 大约会冒出佛祖或阿拉。 最近碰巧读到阿西莫夫的一句评论， 也是针对其中的宗教色彩， 但更精辟——而且很幽默， 大意是说人类社会里的 “恶” 如此普遍， 但 “濒死体验” 里的那些人居然个个都是去往天堂的。